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造成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4月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预计今年发达经济体经济将萎缩6.1%，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将萎缩1%，全球失业大潮来袭。

在此背景下，灵活用工为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满足企业周期性用工、减少用工风险的同时，为就业人群提供更多灵活的岗位，也缓解了国家的就业压力、增强税收管控。

由于各地的地理环境、政策支持和社会发展不同，灵活用工在各地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作为灵活用工起源地的美国，是否目前发展较成熟？国内外具体有何差异？中国的灵活用工服务商又该何去何从？

缘起

灵活用工最早萌芽于美国的20世纪，当时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后福特主义”时代，其特点是生产过程和劳动关系都具有灵活性（弹性）。主要表现在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等弹性地使用机构、材料、人力以及公司生产关系，按照“新水桶原理”，用自己强优势部分与其他企业的强项相结合，组成灵活的单元或团体。这部分生产的劳动力就包括了弹性工人。

随着全球性经济大萧条和二战的爆发，美国的社会经济遭受严重打击，许多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对灵活用工的需求因此激增。劳务派遣以一种由专门服务商承接的形式流行开来，随着法律政策的制约和市场推动，劳务派遣逐渐演变成“外包”的形式，在欧美、日本等地区得到推广并延续至今。

亿欧智库研究发现，对比美国、日本、中国，灵活用工雏形的出现都是在经济萧条末期到改革前期，这个阶段的经济特征表现在从僵化的经济组织到有弹性的组织过渡。比如美国的灵活用工出现在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时代的转变期；日本出现在明治维新的改革时代；而中国则出现在改革开放时期。但由于政策和经济体制的自由程度不同，灵活用工的合法性和普适性也有阶段性特征，影响了它在不同国家的渗透率。

国外历史悠久，以劳务派遣和外包为主

国外灵活用工市场发展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在最早的发源地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相当成熟，但与人力资源市场一样，灵活用工市场非常分散。2019年，头部前三的龙头企业Manpower、The Adecco Group和Randstad在人力资源市场上的总市占率仅为14%。

目前，开展灵活用工业务的服务商大多为传统人力资源企业，主要业务为劳务派遣（国外又称员工租赁）和外包。形成这种业态的原因和欧美当地的市场环境和法律制度有关。以美国为例，其雇佣关系是双重雇主责任，即劳动者同时与用工企业和第三方服务商存在雇佣关系。这种三方的雇佣关系给用工管理带来了问题，再加上美国中小企业数目繁多，其用工规定又十分繁琐，为了更有效地解决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问题，职业雇主组织 （Professional Employer Organization）应运而生。

PEO又称为雇员租赁公司(EmployeeLeasing Firm)，相应的PEO服务类似我国的人事代理和劳务派遣，通过这种服务，可以满足中小企业用工波峰波谷的需求，同时减少用工风险。

此外，人事服务中的各项流程也出现了外包需求，如岗位外包、流程外包、招聘外包等等，劳务派遣和外包的灵活用工模式使得服务商成为企业的公共人力资源部。

灵活用工的中国特色：与共享经济相结合

在中国，灵活用工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人口红利消失与劳动者个性化需求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共享经济等新经济业态为灵活用工市场提供新的用工模式需求，促进灵活用工方式的变革。

2020年3月，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0）》显示，2019年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为32828亿元，共享经济参与者人数约8亿人，其中提供服务者人数约7800万人，同比增长4%。报告预测，我国共享经济仍将保持年均30%以上的增长速度，在稳就业和促消费方面的潜力将得到进一步释放。

目前，新经济平台下的滴滴、美团以及各种知识付费平台，利用快速发展的移动互联网和手机支付市场，正推动灵活用工模式由传统的劳务派遣和外包向众包、兼职等经济合作方式变革，现阶段国内这一新兴市场的灵活用工业务发展速度和成熟度已超越其他国家，但传统灵活用工业务如劳务派遣和外包，仍落后于发达国家。

2020年7月，为美团、饿了么、KFC等即时配送提供劳动力管理服务的趣活上市，作为新型服务商进入灵活用工行业。据了解，除餐饮物流配送外，趣活也提供网约车司机、家政保洁、共享单车运维等场景的劳动力服务，但实际业务量较小，未来发展空间较大。

总的来说，新经济下的灵活用工模式在国外尚无可对标对象，且中国的灵活用工爆发潜力和发展速度将会超过国外市场。中国灵活用工服务商在探索商业模式和业务方案时，应结合本国国情，不可盲目对国外模式照搬照抄。